我盤點了截至2025年12月陳天橋在AI布局上的頻頻動作，他已經直接投資了超過100家AI創(chuàng)業(yè)公司，涉及算力、數據、推理、應用等不同層面，還出資10億美元打造了“發(fā)現式智能”PI孵化器；旗下不同團隊圍繞“發(fā)現式智能”的關鍵能力，分別發(fā)布了預測和推理大模型公司MiroMind、開源記憶系統(tǒng)公司EverMind、框架Mio等，多次獲得全球行業(yè)榜單第一，并成立尖峰智能實驗室聚焦類腦大模型研究，更是已經推出AI原生應用Tanka、Theta等等。

而他自己也開始撰寫專欄，“”、“”等前瞻性文章引發(fā)巨大影響；他和太太還成立了大圓鏡工作室專注AIGC系列科普視頻，全年播放近3億，全球粉絲已超過300萬。

他不僅在招募傳教士，他自己也像傳教士一樣，在全球擴散著自己的理念。

當我問他這次重回企業(yè)界，自己的優(yōu)勢是什么，他說了簡單11個字: “我有耐心、錯了能改、我有錢”。當我問他當前世界哪家企業(yè)是他最理想的目標，他想了一會，說Google，因為Google是把理想主義和現實主義結合得最好的企業(yè)，沒有之一。

他也買了不少Google股票，“過去20年，是世界虧待了Google，價格太便宜了?！?/p>

他也會做一些AI相關二級市場投資，他的投資思考角度卻與眾不同。我也常與他交流一些投資心得。他唯一購買的一只非AI相關股票，是Moderna，我以為他是看好AI帶來的生物制藥產業(yè)革命。但他的想法是，這個世界已經沒有什么能阻止這場AI革命的浪潮，政治、政策不行，戰(zhàn)爭只會加速AI發(fā)展，只有一場全球化的瘟疫，可以暫緩AI的腳步。所以，投資Moderna，只是他對自己All in AI的一種對沖。值得一提的是，他買進兩周后，Moderna即開始爆發(fā)，目前收益已翻番。

陳天橋的現實主義是要在世界未來變化中準確找到機會，他的理想主義則是要在世界未來變化中承擔起自己的使命。

前陣他在Linkedin上發(fā)表了一條帖子披露心聲，他說，“這是一場注定孤獨的逆行，但在我和芊芊（注：陳天橋太太，全名雒芊芊）心里，這似乎是冥冥中上天交付的一項使命……

讓我們真正熱血沸騰的，早已超越了技術本身。如果我們能教會硅片像大腦一樣思考，像神經元一樣傳遞信號，這是否意味著，我們終于找到了一把鑰匙，去打開人類認識自己的那扇門?哪怕我們最終只能推開門縫的一角，哪怕我們是這漫長探索中的鋪路石，只要能為理解生命提供一個新的視角，這便是我們此生最大的榮幸。”

最近，我約陳天橋又進行了兩次超過兩小時的深談后，整理了這份對話精華，這也是其首次對外系統(tǒng)性講述其正在重建AI商業(yè)王國的初心、決心與理想。

趙何娟Talk：您為什么決定創(chuàng)立大模型公司MiroMind，有什么直接契機嗎？

陳天橋：直接契機是2024年，我認識了梁文鋒。那時候DeepSeek還沒火。我們聊了四個小時，從AI到人生，從大國博弈到生命微觀。我問他為什么從量化轉做AI，他說“好奇心”。這和我的經歷很像——我不做游戲而做腦科學，也是因為好奇心。我問他能不能投資他，他搖頭說：“你沒必要投。我做的都會開源，你都可以用，但投進來你也不知道什么時候能掙錢。”我理解他，就像我做腦科學十年，也不愿意拿別人捐贈一樣——好奇心是很私人的事，我們愿意分享成果，但更喜歡獨自探索。于是我笑著說：“那我就自己做一個吧?！?/p>

趙何娟Talk：MiroMind團隊說建就能建起來也挺快的，在大廠對AI頂尖人才爭奪如此激烈的時候，您是如何找人的？

陳天橋：在這個邏輯通脹的時代，人才是AI成功的唯一變量。他們愿意放棄安穩(wěn)高薪，把人生最寶貴的一段因果押在MiroMind，這是對我的信任。我必須拿出最好的誠意作為對價。

在MiroMind從零建起100多人團隊的七個月里，我沒有在“待遇”問題上猶豫過一次。我總是對團隊說：“在MiroMind長大前，你們只需要專心做研究，我會負責所有費用，而且，我愿意拿出一半的公司股票分享給所有和我一起奮斗的人?！蔽蚁嘈?，“有技術、有錢、還有雙份理想”的組合在AI時代真的會成功。

趙何娟Talk：為什么取名“MiroMind”？

陳天橋：佛經里有個詞叫“大圓鏡智”，說的是一個人的心若能修到像一面大圓鏡，就能如實照見萬物因果，不被塵埃遮蔽，不被偏見扭曲。這是智慧的最高境界。Miro，就是“鏡子”的意思。MiroMind是一個盡量接近“大圓鏡智”的智能系統(tǒng)，不迷戀漂亮的語言，而是追問事實的真相；不急著給出答案，而是去求證背后的因果。在一個被語言和敘事塞滿的AI時代，我想看看，能不能造出一面只對“因果和真相”負責的鏡子。

趙何娟Talk：有意思，但是現在大模型已經有很多玩家，您也做了很多投資，您為什么不投資那些大模型，要親自下場自己做一個？

陳天橋：過去一兩年，我們看到大模型的語言能力快速躍遷，寫作、總結、對話、解題越來越“像人”，評測分數也一再刷新。于是有人覺得：既然模型能像人一樣聊天解題，那AGI差不多也就這樣了。但在我看來，這是一場美麗的誤會。

今天主流的大模型更像是“文科大模型”，它以語言生成與文本一致性為中心，價值在于“模擬”——能理解委婉與修辭，生成優(yōu)雅文字、逼真對話、動人故事。它會在教育、溝通、內容生產上成為新的基礎設施，像電、像水。但即便它能解奧數、拿高分，這些勝利大多發(fā)生在封閉系統(tǒng)里：題目定義明確、規(guī)則固定、對錯可判、反饋即時。在這樣的條件下，能力增長可以通過工程化放大。

但我堅信，人類真正需要AI去對抗的，是衰老、疾病、能源、材料、氣候這些問題。這些戰(zhàn)場不在封閉世界里，沒有標準答案，只有現象、噪聲、偏差、缺失變量與緩慢反饋。正確不是“寫出來”的，而是被外部世界“確認出來”的。

封閉世界的高分，不代表已經擁有穩(wěn)定的知識生產機制。所以，我們需要的是另一種范式：“理科大模型”。它的價值在于“發(fā)現”——不迷戀好看的敘述，而是追蹤那條冰冷而精確的因果紅線；關心的不是“說得對不對勁”，而是“這個假設能不能被現實否決或確認”。它的終極產物不是段落，而是新知識。

趙何娟Talk：理科大模型與文科大模型的本質區(qū)別是什么？

陳天橋：不在風格，而在默認動作與輸出形態(tài)。文科大模型傾向給出一個“看起來不錯的最終答案”，理科大模型傾向先給出一組可證偽的假設，并同時給出把這些假設變成證據的路徑。文科模型在不確定處更容易把答案“湊圓”，理科模型在不確定處更像本能地停一下，然后去查證、去拆解，把問題拆成可驗證的小問題。

理科模型必須把因果與混雜當作第一等公民，回答“條件改變后會發(fā)生什么”；還必須有可累積的長期記憶，把每一次驗證得到的結論以可追溯的方式寫回去。只有當這些條件同時滿足，一個系統(tǒng)才開始擁有“發(fā)現閉環(huán)”，才有資格被稱為“理科大模型”的雛形。它像一個握著手術刀的外科醫(yī)生：在無數方案里，識別哪一刀真正觸及因果紅線；它知道，一旦切下去，現實會給出最誠實、也最殘酷的反饋——這種對“真實代價”的敬畏，正是兩種范式之間最本質的鴻溝。

趙何娟Talk：這兩種模型是競爭關系嗎？

陳天橋：它們在自己的疆域里各有尊嚴，并非此消彼長的競爭。真正決定投入方向的是我們的價值取向：我們究竟更在意一個能理解所有修辭、替我們工作的“靈魂伴侶”，還是更迫切地需要一個能幫我們撕開迷霧、照亮未知的“因果明鏡”？MiroMind 的答案很清楚：我們選擇后者。所以我創(chuàng)立MiroMind，不是為了再造一個更會聊天的系統(tǒng)，而是為了打造一種“會發(fā)現”的智能。

趙何娟Talk：MiroMind在工程上具體要做什么？

陳天橋：我們要造的是一個高可信、可驗證、可糾錯的通用推理引擎。我和團隊說，我們要做到300步以上的復雜推理鏈上，依然維持接近99% 級別的正確率，并通過形式化和工具鏈把每一步推理“釘死”為可檢查的證據，最終對任意復雜問題給出閉環(huán)解決方案。它的使命是在科學、工程、系統(tǒng)設計、決策規(guī)劃等任意領域里，作為一個可審計、可驗證的通用問題求解器存在。

MiroThinker 1.5 已經在這條路上邁出第一步：我們用相對克制的參數規(guī)模，配合長上下文與高頻工具調用，讓推理在真實世界的信息面前完成“求證—校驗—修正”的循環(huán)。我們在真實網絡推理基準上看到它能夠以更高的智能密度逼近甚至超過更大規(guī)模的系統(tǒng)。對MiroMind 來說，這只是起點。

趙何娟Talk：這應該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吧，因為您已經做了那么多一級市場投資，投資其他人實現這樣的理科大模型也并非不可能。在2025年鈦媒體硅谷峰會閉門會討論中，您說過AI與人類未來共存最差的情況，不是AI控制人類，而是少數人通過控制AI來控制人類。這個想法與您的創(chuàng)業(yè)是不是有什么關系？

陳天橋：是的。我認為AI未來要面對最核心的倫理問題，不是隱私、公平，而是AI接入權。未來人類會隨著AI能力的分層而分層。就像飛機頭等艙和經濟艙的分層，但這種分層下飛機就結束了；而人類AI智慧分層則是持續(xù)的，會導致認知斷裂式分層，隨之帶來更嚴重的階層固化。不同認知層次的人，甚至無法討論同一個特朗普、同一杯茶，因為各自的AI會構造不同的現實。社會將分裂為認知孤島，公共對話基礎瓦解，沖突加劇。

然而，當AI掌握在少數幾個巨頭手里，一旦他們突然不給你開放API接口了呢？未來比斷水斷電更可怕的是，斷智慧。所以這是能不能喪失對AI接入的“選擇權”的人類重大問題。

趙何娟Talk：但是世界這么大，并不是每個人都和您一樣有錢有資源做自己的模型，我們大眾怎么才能不喪失選擇接入權呢？

陳天橋：所以這是政府的責任，要鼓勵和保證更多開源模型，讓更多人更低成本的接入，保證更多普通人的AI接入選擇權。

趙何娟Talk：您現在的AI布局，是想打造一個Google式的垂直整合生態(tài)嗎？

陳天橋：我想打造一個發(fā)現式智能的生態(tài)，而不是生成式智能的。我希望AI能幫助人類發(fā)現新知識、解決疾病、能源等根本問題。除了應用層的諸多嘗試，我們在模型層也有多條線：MiroMind做推理、EverMind做記憶、我也有公司做世界模型……這是一個很大的賭注。

趙何娟Talk：賭什么？有沒有想過這場賭注您將經歷的最大代價是什么？

陳天橋：賭成敗，最大代價就是我的所有投入“一切歸零”，就是沒達成目標。比如我想做“Manageless Company（無需管理公司）”、實現愛因斯坦測試，但如果技術路線走錯或別人先做出來，那就歸零。但我定義的成功也包括過程——哪怕失敗，也能為人類積累經驗。當然，更高的成功是成為Google那樣理想與現實結合的企業(yè)。

趙何娟Talk：為什么Google它能做到，核心原因是什么？

陳天橋：創(chuàng)始人是核心。就像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倒向正確的方向，文化、機制就自然形成。Google在過去十幾年其實被低估了，很多公司估值倍數都比它高得多，但它一直堅持做Alphago、Transformer、TPU這些事，貢獻遠大于某些行業(yè)變革。它還貢獻了兩個諾貝爾獎。但理想主義者在世界中被虧待很正常，因為世界本身是現實的。

趙何娟Talk：那這次重新出發(fā)，您覺得作為創(chuàng)始人和二十幾年前創(chuàng)業(yè)做盛大時，您最大的變化或者不同是什么？

陳天橋：最大的不同，就是由我自己來定義成功，而不是別人來定義。過去別人定義的成功，比如上市、首富，我都實現了。但現在我重新出發(fā)，如果再做同樣的事情，就像刻舟求劍。今天的環(huán)境、技術都變了，我就不能做同樣的事情，同時，成功的定義也會發(fā)生轉變。

趙何娟Talk：現在的公司和20年前的公司相比，又有什么根本的變化？

陳天橋：20年前的公司從零開始，更多是被資本推動，不斷迎合市場喜好?，F在我有足夠的資金，可以自上而下地思考：未來人類會遇到什么問題？市場有什么機會？然后分解問題、找人、明確分工。以前是我拉著所有人走，現在是我被人才推著走。比如以前公司人數是成功指標，現在我定下規(guī)矩：不管做什么，只用500人。做不成，就靠提升內功、AI賦能，而不是盲目擴張。

趙何娟Talk：所以，您現在定義的成功標準是什么？

陳天橋：第一，是在自己好奇心和創(chuàng)造欲驅動下，是否解決了自己認定的根本性問題（如對抗衰老、疾病、發(fā)現新知識），或是否在通往解決該問題的正確道路上。

第二、從第一性原理出發(fā)，我要求我們的AI系統(tǒng)能在長達300步的復雜推理鏈中，最終都能保持接近99%的準確率，這要求每一步都可驗證、可追溯，最終形成能被現實世界確認或否決的閉環(huán)。

你有沒有想過，即便我們做推理每一步的準確率都有99%，但到第300步，準確率就已經降低到只有不到5%了。所以我給團隊定的目標，就是每100步實現保持99%的準確率都是一次小成。

第三、成功的終極價值，從來不在于個人或股東的財富積累，而在于對人類認知邊界的推動。即使最終目標（如實現AGI）未能達成，只要探索過程為人類積累了寶貴的經驗、技術或思想，本身就是一種成功。

趙何娟Talk：那有沒有您心目中的成功企業(yè)范式？

陳天橋：還是Google，我希望能打造出像Google 一樣的企業(yè)，將“理想主義”（解決根本問題）與“現實主義”（商業(yè)可持續(xù)）完美結合，用商業(yè)成功反哺終極探索。

趙何娟Talk：您在之前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管理的黃昏”，google也一樣會受到AI帶來的公司管理形態(tài)沖擊，您自己準備如何面對這種沖擊？

陳天橋：是的，我在盡量打造一家Manageless的AI原生企業(yè)。 AI發(fā)展分三個階段：賦能、原生、覺醒?，F在正從賦能走向原生。AI原生意味著AI能在流程中扮演主導角色，像CEO一樣執(zhí)行，人類則像董事會定方向。這樣，傳統(tǒng)為人類缺陷設計的分級管理、KPI都會重構。AI沒有KPI，只要給電力和算力，就能24小時無私工作。企業(yè)結構會從剛性部門制，變成像液體一樣流動的智能體，以達成目標為導向。

趙何娟Talk：那您現在還給團隊設KPI嗎？

陳天橋：基本上不設。我們正為AI原生做準備，比如讓AI讀取員工工作數據，分析崗位匹配度、技能缺口，甚至建議調崗。AI正從助手變成老師。等到它能自主操作電腦（ComputerUse），那就是真正的“CEO”了。我們現在處于內部調整期，可能會犯錯誤、理想受挫，但我會在“天卡”平臺上全程公開這個過程。

趙何娟Talk：我聽您的公司團隊成員反饋，您似乎更關注他們技術突破的水平，對他們的商業(yè)化毫不關心，甚至當有人提出可能怎樣賺錢時，您還會提出批評。但一家公司能長期容忍這種不被驗證的技術探索嗎，團隊也想要商業(yè)化帶來的更多激勵啊。

陳天橋：這不是不關心商業(yè)化，而是對長期與短期利益的理解不同。我相信終極解決問題才能帶來巨大成功。

當然我也認同，理想有時候就是好奇心驅動的執(zhí)念，甚至代表非理性、反人性。實現理想需要的是傳教士，不是雇傭兵。雇傭兵總想包裝自己等著被收購，我認為這走不遠。我明確告訴團隊：如果你不是傳教士，最好早點離開。但留下的人，待遇不會比大廠差，而且我會拿出50%股份分享。我們要做的是像Google那樣理想與現實結合的企業(yè)。

趙何娟Talk：您這些想法變化真的很大。過去二十年有哪些關鍵事件觸發(fā)了您的轉變？

陳天橋：最大轉折是我生病。2009年盛大游戲分拆融資，那是金融危機后最大的IPO之一，當時騰訊的游戲收入還只有我們的70%-80%。但患癌那記重錘，讓我在身心層面都受到沖擊，促使我退出、思考、重新出發(fā)。

第二個轉折是2022年ChatGPT的出現，我感覺那是智能時代的“人類從樹上走下來了”的時刻。我好像等了很久，就為這一刻。如果此時不抓住，命運不會再給機會。

趙何娟Talk：ChatGPT出現那一刻，您是什么感受？

陳天橋：其實在2022年ChatGPT剛出時，我就讓AI寫詩，它總是很短，我就說你寫長一點，但它回復說“詩歌是用來表達情感的，不是越長越好”。當時我震撼極了，但分享給朋友，大家只當笑話看。直到2023年ChatGPT爆火，市場才反應過來。這讓我看到人強大的從眾心理。那種“終于遇到非人類生命能對話”的感覺，我很早就有了。

趙何娟Talk：我認識很多盛斗士（注：盛大離職老員工）說您像“穿越者”，總能提前別人很多看到未來。您平時是怎么思考和學習？

陳天橋：不能這么說，人憑直覺判斷總有做對的時候，也有錯的時候。但我從來不系統(tǒng)性讀書，因為我不喜歡被別人的觀點體系框住。我喜歡自己思考，需要什么證據就去查，翻書也是找其中某一部分內容。就像自己走在路上，看到喜歡的花摘下來，餓了找果子。這樣效率可能低，但每個想法都是自己長出來的，有根有莖有葉，而不是去別人花園采花插瓶。

趙何娟Talk：但您過去也有很多很好的超前想法沒做成，比如您在二十多年前就說要打造網絡迪士尼，盛大創(chuàng)新院也有很多好點子，都因為各種原因沒有成，或者無疾而終，或者被別人多年后做成了，您會遺憾嗎？

陳天橋：當然遺憾。比如盛大創(chuàng)新院，是因為我生病才停掉的，不是方向錯了。我曾因此抑郁，但后來慢慢接受。AI的出現讓我重新振奮，因為它可能解決我最大的瓶頸——執(zhí)行力。我有戰(zhàn)略眼光，但不懂具體技術，落地困難。現在AI就像超級個體，可以外包我的執(zhí)行，讓有愿景和勇氣的人實現夢想。

趙何娟Talk：您同時關注腦科學和AI，這兩條線是通向同一個目標嗎？都是解決關于“意識”的科學嗎？

陳天橋：是。一方面，構建AI能幫我們理解人類智能，比如我造出AI的長期記憶，就能推測人類的記憶機制。另一方面，AI也是研究腦科學的工具。兩者本質都是關于智慧的科學。我稱之為“碳基沙文主義”的打破——所謂碳基沙文主義，指的是人類總認為只有自己才有智慧，是萬物之靈，但AI的出現讓我們反思：智慧的本質可能并不是和人這個生物載體綁定的。

趙何娟Talk：那AI如果愿意，豈不是讓所有碳基生命都能擁有同樣的智慧？比如豬？

陳天橋：理論上可以，但硅基生命是理性的，為什么要附身于豬這樣效率低的載體？智慧的載體選擇一定是高效的。所以這問題在實際上不會發(fā)生。

趙何娟Talk：您是佛教徒，佛教對您走出抑郁是不是也起到了一定作用？

陳天橋：我是原教旨意義上的佛教徒，不是拜佛念經那種。佛教的“空性”“眾生平等”深深影響我。碳基沙文主義的打破，本質上就是眾生平等。沒有什么一成不變，一切都有可能實現，也都有可能毀滅。

趙何娟Talk：那家庭對您的思考與改變影響大嗎？

陳天橋：極大。家庭是港灣，這在很多家庭來說已不易了。對我來說，家庭還不僅是港灣也是引擎。我和我太太價值觀非常一致，又能互補。我過于理想主義時，她會拉我回到現實；現在她負責腦科學研究，我負責AI，我們經常交流，互相推動。這比單純休息的港灣更有力量。

趙何娟Talk：真的很棒，芊芊確實是很有智慧的女性。我還很關心您的家庭教育，AI時代，大家都說不知道讓孩子們學什么了，很多人問我這個問題。您怎么教育您的子女，鼓勵他們多學什么，少學什么？

陳天橋：所有技能性的東西都沒太大意義了，因為那是AI的舒適區(qū)。人類過去的教育是把人培養(yǎng)成昂貴的生物計算機，但AI最擅長標準化。我們應該培養(yǎng)AI不可計算的人。

趙何娟Talk：什么是AI不可計算的人？

陳天橋：就是AI沒有的，我總結為“我選擇，我承擔”。AI是絕對理性的，但人類有“神圣的非理性”，比如拒絕高額收購、堅持理想。還有人類生命的有限性、行為后果的不可回溯性，讓每個選擇都有代價，而AI則沒有。所以，未來人類的責任就是承擔，讓孩子勇敢站出來，敢于承擔，這才是人在AI時代的價值。

我常和孩子說，你們現在最重要的是要敢于承擔。做錯了就要勇敢承認錯誤承擔后果，看到同學被霸凌了，就要勇敢站出來保護同學反對霸凌者。因為只有“勇氣和擔當”是AI不具備的。

趙何娟Talk：確實，人類常說有多大權力就有多大責任，但AI不行。那您怎么看家族傳承？您希望您的孩子們都繼承您的家業(yè)嗎？

陳天橋：每一代人有自己的理想，如果他正好愿意接手事業(yè)，那很好；如果不愿意，為什么要強求？孩子做個普通人不好嗎？財富可以花掉、捐掉，企業(yè)可以交給專業(yè)的人。傳承不應該成為孩子的壓力。我更看重家風的傳承，比如價值觀、世界觀，每周開家庭會議討論，但也不是強制，而是分享經驗。

趙何娟Talk：如果總結的話，您認為人類在AI時代最核心價值是什么？

陳天橋：發(fā)起并承擔。人類能夠主動發(fā)起事件、推動變化，并承擔后果。AI沒有肉體、不會死亡、可無限回溯，因此無法真正“背鍋”。人類的有限性、必死性，反而讓我們有勇氣去選擇、去冒險、去賦予世界意義。這是AI永遠無法替代的。

趙何娟Talk：這讓我想到熵的概念。AI似乎總是讓系統(tǒng)熵減有序，那人類的熵增有何意義？

陳天橋：熵增有兩種。一種是宇宙自然的熵增，比如物體下落，是規(guī)律性的重復，沒意思，是可以預測的。如果AI把世界規(guī)律都搞清楚了，一切都可預測，那活著就沒意義了。

這時候人類的那種不可預測的、神圣的非理性就很有價值。為什么佛說“人身難得”？因為人有追求、有選擇、有變化。用佛經中的極樂世界來比喻，它消除了低級的熵，比如饑餓、寒冷，但保留了成佛的高級追求。甚至還會讓你回到娑婆世界，重新接觸那些混亂、熵增的現實，從中獲得新的成長。圣經和佛經里都有類似的設定，就是如何在一個已經高度有序、全知的世界里，保留人類的混亂與可能性。這其實是我們與超級智能共存的一種古老預演。人類負責不斷地更新游戲地圖，AI不斷地玩游戲，如果沒有人類，AI打通關了以后會很沒有意思的。

趙何娟Talk：您認為人類經歷這波AI浪潮的“轉折點”會是什么？

陳天橋：很多年后，當人類回頭看這一波AI浪潮時，“轉折點”不會由第一個會寫小說、拍電影和做家務的模型留下，而是會由第一個擁有穩(wěn)定發(fā)現機制、能把假設逼成證據、能把證據變成發(fā)現的系統(tǒng)留下。文科大模型的繁華不會坍塌，它會像電、像水，成為基礎設施。

而我希望MiroMind做的，是那種看起來沉默、緩慢、嚴謹、甚至有點殘酷的智能：它對世界負責；它允許每一個結論被現實否決；它讓每一次否決都能逼近真理一點點。它不會誕生于對人類語言的精妙模仿，只會在那個枯燥、嚴苛、卻能被現實反復復現的因果閉環(huán)中，緩慢破土而出。這，就是MiroMind追求的AGI，也就是哈米斯·哈撒比斯（谷歌DeepMind創(chuàng)始人）口中所謂的“愛因斯坦時刻”：當AI得到信息和愛因斯坦時代的信息水平一樣，但是卻發(fā)現了相對論。

趙何娟Talk：最后一個問題：如果用一個詞總結您目前的狀態(tài)，您會用什么？

陳天橋：耐心。我有耐心去試錯、去調整、去等待技術成熟。錯了就改，我有錢，只要方向正確就不怕走遠。

趙何娟Talk：非常感謝分享。